火力發電、核電、水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究竟哪種方式更適合未來的中國發展需要？

   9月9日，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向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提出請求，要求對中國展開一項**的貿易訴訟，稱中國為支持本國清潔能源部門而采取的補貼措施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美國當地時間10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啟動對華清潔能源有關政策和措施的301調查。

   如果美國堅持301調查，毫無疑問將會對尚處在襁褓中的中國光伏產業產生重大影響，同時也將對全球的綠色能源產業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光伏產業，下一步將走向何方？

    政策決定產業命運

   全球各國電力供需水平及其電源結構規劃、新能源技術突破和扶持政策等是決定新能源市場增長的幾大因素。Frost&Sullivan認為，在下一個五年規劃中(2011－2015)，扶持政策依然是決定新能源產業命運的關鍵因素。

   日本作為光伏產業的強國，在2005年前后取消了推行10多年的補貼政策，但隨后其全球市場份額一路下滑，為了再次振興國內的光伏產業，政府意識到補貼政策依然是避免過早讓光伏發電參與和其他發電市場白熱化競爭的良策。于是，在2008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光伏裝機容量發展計劃，并在2009年重啟了補貼政策。

   德國，作為全球裝機容量份額**的國家，其一系列補貼政策不僅影響本國光伏產業的增速進程，同時也很大程度上控制著組件出口占90%以上的中國光伏市場。由于遭受各邦政府的反對，德國原定在7月份開始施行的削減太陽能發電補貼的計劃被迫暫時延后。為了財政補貼壓力的考慮，盡管*終結果是各方利益的再平衡過程，但目前的這個世界*大的需求市場所發生的任何變化無不牽動著所有市場參與者的神經。

   從長期來看，新能源產業的**利好政策就是能源發展規劃。然而，十二五規劃中的能源發展規劃和其他產業規劃是緊密相聯的，如果其他行業的發展動力不足或經濟結構依然處于“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的怪圈，那提出過高的能源發展指標無疑是落井下石。

   Frost&Sullivan的研究發現，中國發展新能源的內部矛盾在于：實現能源承諾的政治決心和因過度投資和經濟下滑帶來的產能過剩。國內宏觀經濟走勢引發了中央的高度關注，今年5月底，溫**總理在訪日時指出要做好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準備，6月下旬又赴上海、浙江和江蘇三地展開密集調研，要求始終保持清醒頭腦。

   經濟結構調整是當前亟需改善的首要問題。一是以鐵公基(鐵路、公路和基礎建設)為主導的4萬億投資效力慢慢衰退，近半年來的出口受到美國和歐元區經濟低迷的影響，這些只能對居民消費起到微弱作用。

   中國社科院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六五”和“七五”期間占50%以上，到了2008年占到35.3%，全球平均水平在70%左右。另一方面，三駕馬車中的*終消費除了居民消費外，還有政府消費。
   根據中國統計局的數據反映，政府消費占GDP的比重倒是逐漸穩步上升。為此，收入分配改革被提上議程，戴著“國進民退”帽子的政府投資無疑是把錢從左口袋放入右口袋。強迫提高收入則將進一步打擊企業的投資營商環境，而民企能夠投入的領域又通常早已產能過剩。正是這樣一個處境，政府提出能源振興規劃其實是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關于能源承諾的政治決心，9月份在多個省市推行的“中國式節能減排”，通過強制限電方式以確保“十一五”的節能減排任務在沖刺階段順利達成。